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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稿费，实在是尽义务的差使。

当通讯组长除为公社广播站写稿外，每到“三抢”大忙时还要为大队编《三抢战
报》。每两天出一期，八开版面，一个大忙季节总共要出十多期。《战报》的内容有大队

对三抢“战斗”的要求、各生产队三抢进度、好人好事等。为了办好《战报》，原来约

定各生产队通讯员每隔两天碰头一次，交流信息，同时交稿子上来，但大忙中大家都筋

疲力尽，开会时一个个东倒西歪，别说交稿子，提供信息，就是开会都没有精神，开了
一次便就作罢。整个“三抢”期间，为了编好《战报》，我从早忙到夜，采访、写稿、

编辑、刻蜡纸、油印、分发等所有的工作都只能是一个人做，加上心理压力，其实不比

在田里干活轻松，好在没有听到批评的声音，多少也有些安慰。《战报》上的文章自然

是一稿两投，因此公社广播喇叭里时常有报道本大队的声音。
当年的土记者都是靠自己的悟性写新闻稿，没有辅导材料，没有培训学习，甚至没

有人指点。我刚写广播稿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消息，什么叫通讯，就冒冒失失地写，今

天想来实在有点惭愧。

当时学习会、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每次开会都有许多发言稿要写，公社领导就把
我们几个能写点文章的土记者集中起来，就如成立了一个写作组。每次开会前，定好大

会发言题目，写作任务落实到人，每人二三篇不等。接到任务后，首先要采访发言人，

发言稿写成并经领导通过后，还要再次与发言人见面，辅导他如何念稿子。有的发言人

文化低，发言稿上的字识不全，但又不能念错，只能一遍一遍耐心地教，直到念流利为
止。这种经历以后的人大概是不会再碰到了。

土记者是个培养人的岗位，和我一起当土记者的陆军、张志远、朱斌、张林其等，

后来虽不能说都成了大器，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却都是有所作为的。

由于有了土记者的经历，一次我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创作班，与陆军合作，创
作了歌曲《我们是光荣的土记者》，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期刊《革命歌曲》选中，公开

发表了。也许这是我国唯一一首公开发表的歌唱土记者的歌曲。

文艺宣传队

“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文艺宣传队多如牛毛。我刚下乡时，大队也建有一

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值冬季农闲，宣传队每天排节目，经常搞演出，很是

热闹，但队中缺少文艺人才，没有导演，没有出彩的演员，没有象样的音乐伴奏，演出
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水平再差，还是会有人要看，对百无聊赖的人来说，听听锣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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