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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士”与松江
秋粮征收不力而迁怒于松江百姓, 仍然以 “鹤皋悖党” 之名, 将
二百来户、 二千余人放逐到了临濠 (今安徽凤阳)。 杨维祯 《黄
泽廷诉录》、 王逢 《题刘原正涉难录》 对此均有记述。 甚至到洪
武三年岁末, 还有一百五十四人以所谓 “钱鹤皋余党” 被处以死
罪, 逮至京城, 后因朱元璋偶然的良心发现, 才 “俱贷其死, 谪
戍兰州”。 这在 《明太祖实录》 中也有明确记载。
元末明初, 在明军大刀阔斧扫平群雄之际, “钱鹤皋事件”
只是其无数战争硕果中的区区一例而已。 而与本题相关的是,
“钱鹤皋事件” 滋生或助长了明初朝廷对于松江百姓的一系列高
压措施, 反过来也促使当地百姓对于朱明政权采取普遍的消极抵
制态度。 所以说, 将杨维祯、 钱惟善、 陆居仁 “塑造” 成效忠于
前朝、 疏离于本朝的 “三高士”, 恰恰符合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
二、 杨维祯等被奉为 “高士” 的原因
杨维祯曾经是钱鹤皋座上宾, 对钱氏赞誉有加, 但在明初松
江的政治氛围之中, 言及钱鹤皋, 却只能改口称之为 “海豪”,
甚至 “海寇”。 事实上, 明初的杨维祯, 包括钱惟善和陆居仁,
并未表现出特别的 “高风亮节”。 杨维祯和明初政府官员交往并
不少, 不论对于松江府、 县两级官员, 还是朝廷的钦差御史、 稽
查大臣, 都有迎来送往的诗文, 诗文中常常颂扬朱元璋一统天下
的赫赫功绩。 因此, 杨维祯最终受到明太祖礼遇, 征聘至京城修
礼乐书, 并非偶然。 也就是说, 尽管杨维祯前期仕途并不顺畅,
但后来不管是在张士诚时期, 还是在朱元璋时代, 与地方官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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