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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 “三高士” 的文化评析
眼, 从文学演进的角度, 以文学反映真实人性的多少作为文学评
判的新标准。 他认为杨维祯的作品价值几乎等同于董解元的 《西
厢记诸宫调》, 元好问的诗词, 王实甫、 关汉卿的杂剧, 以及
《三国志通俗演义》 《忠义水浒传》 等长篇小说, 足以引领时代,
是整个元代文学, 甚至近世文学中最为杰出的一部分, 第一次将
杨维祯托举到了一流文学家的高度。
因此, 以杨维祯为代表的 “松江三高士” 高在他们堪称近世
文化先锋、 新兴市民文化代表, 属于时代先进人物。
首先, 杨维祯等人大力提倡逍遥隐逸, 其实是自觉或不自觉
地对抗封建专制统治。 “逍遥隐逸”, 可以说是整个元代的文化风
尚, 尤其在杨维祯等人不遗余力地宣传之后, 几乎成了松江文人
的习性, 这种习性, 一直延续到了明初, 以致遭到专制皇帝朱元
璋的钳制。 举例来说, 杨维祯的朋友、 松江人士袁凯在明初被授
予监察御史, 但他并不兴奋, 反而悲伤不已, 赴任临行之际, 袁
凯这样吟诗: “回首望旧庐, 烟雾空迤逦。 抚膺独长叹, 胡为乃
至此。 ……皇恩倘嘉惠, 还归卧江水。” 尚未出发, 已经在遥想
回归松江旧庐的安逸。 来到京城之后, 政事繁忙, 袁凯无法适
应, 回归逍遥的念头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强烈, 他坐在监察
院内, 却吟咏这样的诗句: “况兹纲纪地, 王事方鞅掌。 安得春
江棹, 东原归偃仰。” 一心逍遥隐逸, 不能不说是习性使然。 后
来, 朱元璋针对此类 “元习”, 主持制定 《大诰》, 将 “寰中士夫
不为君用” 定为违法, 恰恰说明隐逸逍遥对于封建专制的极大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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