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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 “三高士” 的文化评析
闭关锁国, 再加上重视海运的国策, 以及南北统一以后国内贸易
空前繁荣, 松江海陆便捷, 地理优势得以凸显。 元代重视海运,
甚至一度以之代替漕运, 因此海运沿线的中小城镇, 如昆山、 太
仓等, 包括松江, 经济都获得飞速发展。 元末战争导致许多地区
陆路不通, 当时杭州到苏州, 就常常走海路, 而松江则是必经之
地。 总而言之, 说松江是元代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城镇之一, 是
毫不夸张的, 其中海上交通、 海上贸易的影响至关重要。
经济的发展、 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必然推动文化的发
展, 包括民俗民风的改变。 明洪武元年 (1368 ), 前后一共在松
江地区生活了十二年的杨维祯在 《上海知县祝大夫碑》 中, 这样
称述上海的民风:
上海,淞附庸邑也。其地薄海,斥卤氓过半。自有元百年,
教养之泽深,民之为俗,慕仁义者十室而九,遂号善地。
杨维祯认为, 经过元朝百年的发展, 作为松江属邑的上海
县, 已从以往 “斥卤氓” 聚居的地区, 改变为居民大多崇尚仁义
的 “善地”。 所谓 “斥卤氓”, 是指早年以晒盐、 贩盐为生的上海
居民。 言外之意, 元代以前的 “上海人”, 民风剽悍、 不服礼教。
而这样的状况, 居然在异族人统治的元代获得了彻底改变, 个中
缘由, 确实值得深入探讨。
在此有必要补充交代一下杨维祯此文的写作背景。 撰写此文
的前一年, 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正月, 原为张士诚属下的松江守臣
主动投靠朱元璋, 从此松江 (包括上海) 成为朱元璋的领地。 时
隔三月, 上海人钱鹤皋不满于朱元璋属将的征派, 率众起事。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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