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三高士”与松江(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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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杨维桢还是杨维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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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杨维桢的钤印皆作 “祯”, 有白文印 “杨维祯印” 和朱文印                                 
                                                                                
             “会稽杨维祯印” 各一方。 白文印最早见于1349 年 《竹西草堂                                  
                                                                                
             记》, 朱文印则最早见于1366年的 《题钱谱草书册》。 楚默先生                                  
                                                                                
             考证, 两印皆为朱珪所刻。                                                      
                                                                                
                 从现存墨迹来看, 杨维桢用 “祯” 最早出现于至正五年, 也                                 
                                                                                
             可证 “祯” 非本名。 “祯” 表吉祥之意, 与 “桢” 不同义, 并不                               
                                                                                
             能通用。 那么, 自署 “杨维祯” 透露出他怎样的心路曲折呢?                                    
                                                                                
                 杨维桢自幼习儒, 树立了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 为官后以                                    
                                                                                
             “肃朝端之楷模” 自许, 但他耿直的性格与元朝乌烟瘴气的官场                                     
                                                                                
             格格不入, 远大的政治理想也无从实现。 任钱清场盐司令五年和                                     
                                                                                
             赋闲十年, 是杨维桢仕途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也是其思想转变的                                     
                                                                                
             重要阶段。 早在任盐官的第二年, 杨维桢在 《些马赋》 一文中,                                   
                                                                                
             以良骏自比, 认为出任盐官是 “驾天骨于贱役之地”, 使他 “屈                                   
                                                                                
             首丧气”, 如同 “跛牂累狗”, 虽有才华却不得施展。 两年之后,                                  
                                                                                
             “已有子贡倦而愿息之心” (《杖赋》)。 至元五年, 杨维桢因为父                                  
                                                                                
             亲去世以丁忧去官, 结庐墓旁。 此时心情更加低落, 所作 《蓍                                    
             草》 《忧释》 二文, 不仅表达了对命运不公的愤怒, 更批判了黑                                   
                                                                                
             暗的社会, 质问苍天为何昏懵无道、 黑白颠倒、 善恶不分, 使                                    
                                                                                
             “贤不必福兮, 寿不必仁。 不义而富兮, 好礼而贫”, “饱侏儒欲                                  
                                                                                
             死, 长九尺者饥”, 一抒内心忧愤。 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自身的                                    
                                                                                
             宏大理想在杨维桢的内心剧烈冲突, 虽然此时他仍以 “逢逆境以                                     
                                                                                
             顺受兮, 乃先民之所程” 自勉, 愿等待 “天之监明” 的到来, 但                                 
                                                                                
             这段时期的挫折与反思无疑埋下了思想变化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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