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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伴随我度过余生。本人“到大学教书”的誓言至今也未得以真正兑现，尚有待于继

续努力。我想，我之所谓的“书山有路”莫非就是如今提倡的“终身教育”？！

走 火

1970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时许，我们正在连队西北侧的山坡上种花生。突然，半空里
传来一声枪响，正当大家翘首望着连队方向的时候，一个人跌跌撞撞奔上山来，扬着手

嘴里喊着：“指导员——不好了！枪——走火了！”指导员顿时被吓坏了，忙问：“伤

着人没有？”

“陆雷，打在脸上了。”
“哪个打的？”

“孔强”。

哇……，一下开了锅，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锄头，潮水般涌向连队。其时，陆雷的

弟弟三排长也在其中。
原来我们水利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边防部队的现役军人，排长以上干部，

平时都是枪不离身。今天上班时，走到半道上，指导员才发现自己没带佩枪，正准备回

去取，八班的陆蛟、孔强就自告奋勇要替指导员去拿。临行指导员叮嘱了一句：“不要

玩！赶紧拿来！”
要知道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到边疆刚刚半年，那个新奇劲正盛，一旦手枪在握，哪有

不猎奇一番的。两人跑到连部，陆蛟取了枪，转身回了宿舍，一边口中嚷着“看啊，指

导员的枪”，一边熟练地哗啦一声一颗子弹就上了膛，随即大拇指轻轻一摁，退出了弹

匣，把手枪扔在了床铺上，双手拽着弹匣一颗一颗地退子弹。孔强也不肯闲着，赶紧过
来一把抓起铺上的手枪，端详摩挲了一会儿，又举起来作瞄准状，手指扣动扳机，就听

得“啪”的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个半死。

八班与九班前后两幢茅草房宿舍紧挨在一起，相聚约四、五米左右。当时知青初来

乍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气候很伤人，不少人水土不服都患病休假，连队规定病号要
剥花生做种子。枪响的时候，九班正有几个病号在剥花生，猛听得“嘭”的一声，大家

还以为是热水瓶爆了，正四处找呢，突然发现有人在呻吟，回头一看，但见陆雷已经满

脸是血。于是，一边喊卫生员，一边就地拆了个竹床当担架往团部卫生院跑(那时候连

队还没有电话，也没有公路)。可怜卫生员龚聿和大家一起来的云南，哪见过这样阵势，
翻着医药箱里的器械不知如何下手，急得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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