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后，作为一位信念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先父朱孔阳积极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亡活动中。他当时是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代总干事，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是万国红十字会（即今“国际红十字会”）杭州分会常委和华总干事。他还担任“抗敌后援会浙江省分会”常委兼杭州留守，“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浙江省分会”常委兼收容组组长以及“杭州华洋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常委兼华总干事等。

为了集中做好社会救济，先父朱孔阳将抗日工作作为青年会、红十字会的全部工作。当时各地有大批难民涌入杭州，还有很多伤兵转运过来。先父当即下令开放青年会，腾出招待所、健身房、餐厅和办公室，改为“青年会收容所”，收容难民。他破除旧例，将“男青年会不进女性”“收容所只收妇孺，不收男性”等改为“只要是难民，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收容”。他还与万国红十字会合作，在城站、江干等处设难民收容所。收容所不仅提供难民宿处、给缺衣少被者发放衣物、每日免费供餐两顿、组织难民相互照料帮助，还设立临时学校、组织医护人员巡回医疗。

此外，先父和两会留会人员邬式唐先生等亲自奔波，联系铁道、公路、航运各交通部门，设法挤出工具，分批转运难民去内地和大后方。第一批难民数十位，就是由家母惠华新女士亲自带领送到金华、兰溪一带遣散。

先父前后主持的难民收容所多达二十四所，收容和遣送转移难民有两千多人。先父还和他的熟友、灵隐寺监院却非法师商议，在灵隐寺开设了伤兵医院，并以两会的名义和个人影响，邀集杭州的医生、护士，义务为伤兵疗伤治病，抢救了抗日将士数百人。有的伤愈后又回到抗战前线，也有的来信致谢救命之恩。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沦陷。日军进城，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一次，在青年会收容所当护士的沈敬之、戴国珍等九位女青年，正在教难童唱抗日歌曲，被路过的日军听到。他们不懂抗日歌曲，但听到是女生，就要闯进来找姑娘们“同乐”。尽管这次因门口挂“万国红十字会”牌子将日军顶了回去，但为防不测，先父让九女扮成男装，混在遣送的难民中，带到上海租界。九女都认家父母为“寄父母”。先父又帮助她们联系亲人，或帮忙找工作，其中一人去了四明山游击队，一人去了大后方。

一九三八年五月，在结束红十字会和收容所工作后，先父带最后一批难民来到了上海租界。

（本栏目由《松江报》与区委党史研究室合办，本文节选自《抗战时期的朱孔阳》，原载《铁血云间——松江抗战记忆》，作者为朱德九。）